領導閩西三年游擊戰的南方“三杰”

□ 林添茂 文/圖

在艱苦卓絕的南方三年游擊戰爭中，閩西南軍政委員會領導人張鼎丞、鄧子恢和譚震林患難與共，始終“呼吸相通、同聲共氣”,團結戰斗，共同領導了整個閩西南的游擊戰爭，贏得了很高聲譽，他們被蘇區人民譽為“南方三杰”，成為帶領軍民團結戰斗的楷模。

深厚的革命情誼

早在土地革命戰爭初期，張鼎丞、鄧子恢和譚震林就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1928年7月永定暴動后，張鼎丞、鄧子恢等共產黨人在永定金谷寺攜手建立了福建省第一支紅軍部隊——溪南紅軍營，紅軍營下設3個連，共有200余人，張鼎丞任營長，鄧子恢任黨代表。隨后，他們又一起建立了福建省第一個區級蘇維埃政權——溪南區蘇維埃政府；還首創了“以鄉為單位，按人口平分，抽多補少”的溪南土改分田成功經驗，后來在實踐中補充了“抽肥補瘦”的分配原則，極大地豐富了我黨土地革命綱領，奠定了蘇區土地政策的基礎。

譚震林是湖南省攸縣人，自1929年春跟隨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四軍從贛南進入閩西，此后在閩西蘇區斗爭和工作了近10年，把閩西當成“第二故鄉”，對閩西這塊土地傾注了深厚的感情。1929年6月，在連城新泉成立了由閩西子弟組成的紅四軍第四縱隊，張鼎丞任黨代表，譚震林任政治部主任。此時，鄧子恢任中共閩西特委書記，負責閩西黨的地方工作。從此，這三位革命家因為共同的信仰走在了一起，為閩西革命根據地的建立、鞏固和發展，嘔心瀝血，日夜操勞。

張鼎丞回到閩西統一領導紅軍游擊隊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指揮，致使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中央紅軍主力8.6萬多人被迫實行戰略轉移，踏上了漫漫長征路。

中央紅軍主力撤出中央蘇區時，黨中央決定設立蘇區中央分局，由項英、陳毅、陳潭秋、賀昌、瞿秋白、鄧子恢、張鼎丞和譚震林等人組成，項英為書記；同時成立以陳毅為主任的中華蘇維埃中央蘇區辦事處，并成立了以項英任司令員的中央軍區。黨中央給予他們的任務是：開展群眾游擊戰爭，配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以打破敵人的“圍剿”。

在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前，毛澤東預先估計到中央紅軍主力撤出中央蘇區后閩西的斗爭局勢，曾對張鼎丞說：“你還是回到閩西去，那里你熟悉，可以堅持，可以發展。”于是，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張鼎丞征得項英和陳毅的同意，從贛南啟程返回閩西，歷盡艱險，于1934年12月回到永定。1935年3月，張鼎丞以中央和省委特派員的身份在永定下洋長嶺下，主持召開紅八團、紅九團兩團領導干部會議，會議決定成立閩西軍政委員會，并一致推選深孚眾望的張鼎丞為主席，初步解決了閩西紅軍游擊隊統一領導的問題。

“赤寨會議”確定游擊戰爭總方針

1935年2月堅守在贛南的中央分局接到黨中央的緊急指示電后，中央分局委員立即分路突圍。陳潭秋、鄧子恢和譚震林率部幾經輾轉，向永定方向突圍。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跋涉，于3月抵達永定與張鼎丞會合。陳潭秋、鄧子恢、譚震林分別擔任過福建黨、政、軍重要領導職務，對閩西地區情況比較了解，他們到達永定與張鼎丞會合，不僅使閩西黨的領導力量大大加強，干部和群眾的斗爭信心也更加堅定；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帶來了遵義會議后中共中央新的指示精神和中央分局的決定。

赤寨會議紀念亭——西溪赤寨軍政亭。

1935年4月，閩西南軍政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史稱“赤寨會議”）在永定上溪南赤寨村的一個瓦窯里召開，會議確定了開展廣泛的、靈活的、群眾性的游擊戰爭，作為游擊戰爭的戰略方針；決定在閩西軍政委員會的基礎上，擴大成立閩西南軍政委員會，選舉張鼎丞為主席，鄧子恢任財政兼民運部長，譚震林任軍事部長；并決定把閩西南紅軍游擊隊劃分為四個作戰分區。會后，張鼎丞留在溪南領導閩西和永定的游擊戰爭，鄧子恢到永東的湖雷、金豐與各方聯系，譚震林領導上杭游擊區工作。陳潭秋因負重傷轉至香港治療。1936年1月，在上杭縣雙髻山召開的閩西南軍政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對領導班子進行調整和充實，增選鄧子恢、譚震林為副主席。以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為領導核心的閩西南軍政委員會的成立，標志著閩西南游擊區黨組織和紅軍游擊隊統一領導的形成。

在三年游擊戰爭時期，張鼎丞、鄧子恢和譚震林并肩作戰，團結一心，互相尊重，互相謙讓，親密無間，形成了一個堅不可摧的領導核心，這也是閩西南紅軍游擊隊能夠在難以想象的艱苦環境中堅持長期的游擊戰爭，直至取得最后勝利的重要保證。張鼎丞善于團結大家一起工作，注重發揮其他領導人的特長。他認為鄧子恢分析判斷形勢問題特別敏銳，因此重視向鄧子恢征求對政策的意見，然后作出形勢決議進行貫徹。在軍事方面，張鼎丞十分尊重譚震林，他常常對身邊工作人員說：“譚震林是紅四軍第四縱隊和福建軍區的老領導，他雖然是湖南人，但自1929年以來，一直在閩西工作，閩西成了他的第二故鄉，他對閩西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人一事都了如指掌，打起仗來，大家一定要聽從震林的指揮。”譚震林也非常敬重張鼎丞、鄧子恢，稱他們是“當地群眾領袖”，重大事情總要向他們討教、商量研究。

在張鼎丞、鄧子恢和譚震林等人的領導下，閩西南黨組織和紅軍游擊隊緊緊依靠人民群眾，以永定、龍巖、上杭等地為游擊戰爭中心，先后打破了10多萬國民黨軍的反復“清剿”，使保留下來的革命火種形成燎原之勢，開辟了閩西游擊區（亦稱閩西南游擊區），不僅恢復了永定、龍巖（今新羅區）、上杭、長汀、連城、武平、漳平、寧洋（今分屬新羅、漳平、永安）、寧化、清流、歸化（今明溪）、平和等原閩西蘇區老游擊區，而且發展了南靖、華安、大埔、饒平等縣的新游擊區。1937年7月，毛澤東在延安聽取了方方匯報閩西南三年游擊戰爭的情況，臨行前囑咐方方說：“你回去問候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各位同志好。你告訴他們，你們三年的苦斗有很大功績。”

閩西南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二支隊北上抗日

1938年初，閩西南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第二支隊，張鼎丞任司令員，譚震林任副司令員（不久后調任第三支隊副司令員），鄧子恢調任新四軍政治部副主任。新四軍第二支隊下轄第三團、第四團，共2個團2700余人，占全軍總數的四分之一。3月1日，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率領2000多名子弟兵，從龍巖白土整裝出發，告別了閩西南父老兄弟，離開了曾經浴血奮戰的革命根據地，奔赴蘇皖抗日前線，開始了北上抗日的新征程。

1938年2月27日，新四軍第二支隊在龍巖東肖舉行北上抗日誓師大會（資料圖）。

1939年7月，張鼎丞奉黨中央之命到達延安。毛澤東多次找張鼎丞談話，詳細了解閩西人民堅持三年游擊戰爭和新四軍的情況。毛澤東無比動容地說：“你們能堅持下來，保留這么多干部和部隊，這和長征一樣，是個偉大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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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西紅軍三年游擊戰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工農紅軍主力長征后，留在福建省西南部地區的紅軍和游擊隊，同國民黨軍進行的三年游擊作戰。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國民黨軍部署8個師和保安團隊共10萬人，于1935年1月，對閩西蘇區進行大規模“清剿”。留在閩西長汀地區的中共福建省委、軍區及其直轄部隊共4000余人，在國民黨軍重兵圍攻下遭重大損失；留在漳平、連城、寧洋（今分屬龍巖、漳平、永安三縣）等地活動的紅軍獨立第9團及明光獨立營，及時轉移到永定、上杭地區，與堅持在龍巖、永定的紅軍獨立第8團及當地游擊隊會合，在由中央蘇區派回的原福建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張鼎丞領導下堅持斗爭。隨后，中共蘇區中央分局委員陳潭秋、鄧子恢、譚震林率領從中央蘇區突圍出來的100余人也到達永定。這時，閩西紅軍和游擊隊共約2000人。

4月，張鼎丞召開各部隊負責人會議，確定了依靠群眾、保存力量、等待時機以開創新局面的斗爭方針，并成立以張鼎丞為主席，鄧子恢、譚震林任副主席的閩西南軍政委員會，統一領導該地區的黨政軍工作，開展游擊戰爭。接著，閩西紅軍和游擊隊統一劃分為第1、第2、第3、第4作戰分區，分散在龍巖、永定、上杭、連城、寧洋、漳平、南靖、平和、大埔、饒平等地創建游擊根據地，發展地方武裝，開展反“清剿”作戰。至年底，紅8團運用夜襲和伏擊等戰術，先后襲擊龍巖城及其附近的崎賴、南洋壩等地，殲敵一部。紅9團主力向閩粵邊的平和、南靖、大埔、饒平行動，擊潰國民黨軍1個團另1個營，摧毀許多據點，并與閩南紅3團會合，后紅9團在返回閩西途中，遭國民黨軍圍追堵截，損失嚴重。

1936年，紅軍和游擊隊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建立抗日反蔣統一戰線的指示精神，積極開展宣傳工作，后執行聯蔣抗日新方針，停止對國民黨軍的主動進攻。但閩西國民黨軍拒絕和談，再次發動“清剿”。紅軍和游擊隊針鋒相對，堅決反擊，至1937年2月，在龍巖、漳平、上杭、永定等地區殲國民黨軍一部，取得反“清剿”斗爭的勝利。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根據中共中央指示，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同國民黨閩西駐軍談判，于7月底達成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協議。隨后，閩西紅軍和游擊隊2000余人，與閩粵邊、閩贛邊紅軍和游擊隊等在龍巖縣白土集中，編入新四軍第2支隊第3團，奔赴抗日前線。

（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室）